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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友：大饥荒见闻录 
 
 

在中国当代史里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三年自然灾害”，或者“三年困难时期”它指的是一九五九，一九六零，一九六一年，这三年的时间里，爆发在中国山东，安徽，河南，甘肃等地的大饥荒。今天仍旧有很多人，是那场灾难当中重灾区里的幸存者。我们的讲述者张广友也是其中的一个。

那时候张广友刚刚大学毕业，成为新华社的一名记者，他是作为紧急救灾的干部下放到了重灾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把在大饥荒里的见闻和经历，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张广友的记录，从1958年大跃进时期开始。那时，他即将从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经常和老师同学在农村里，搞一些调查研究。这时还没有人想到，此后不久，一场大饥荒会在中国大地上爆发。

张广友：包括中央领导，毛主席也讲，就说都愁得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那个时候对形势做了错误估计。再加上浪费的相当严重。58年、59年还有这个情况，那个为了所谓做高产，那个粮食收了以后时候不收，那个时候所有像那个什么，花生，都没有收，全都抢种麦子，就要夺来年的高产。

不久之后，人民公社成立，各地都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公共食堂。

我们的上边领导干部，脑袋就想的是，哎呀，这个多好，省时间，省得一家一户做，他就不知道老百姓是多么痛恨这东西。特别是把老百姓的锅都砸了，大炼钢铁去。那时砸老百姓的锅，老百姓都大哭的，那个时候跑都没处跑，都是在那吃饭，那么怎么办呢，那粮食不给你，你想走，户口你没有，你想盲流都流不了。所以在这段的公共食堂，不是像什么半社会，半共产主义萌芽的东西。的确是，对农民来讲是一大灾难。有的农民就讲，说如果不是这个公共食堂，我们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根据张广友了解，从1958年开始，各地的农村已经有粮食减产的情况出现，毛泽东曾经以个人名义向地方各级党组织下发了一封党内通信，一直发到了公社生产队长的手里。这封信，提出要纠正农业生产中左的作风。

张广友：可是这6条还没贯彻下去呢，就来一个庐山会议，这又反右倾，这就雪上加霜。到了1960年包不住了，特别是北方入冬以后，粮食还没进仓呢，公粮还没交完呢，国家粮食收购不上来，大批人口就死亡。

1960年秋，粮食紧缺已经成为中国城市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即使是在首都北京，人均的粮食供给量也一再被压缩，这时张广友已经在新华社国内部工作，在新华社的食堂里，也开始使用代食品作为职工的一部分口粮。

张广友：所谓代食品呢，就是过去那些菜帮子，菜叶子不要了，他把它加工了以后做成食品。

各地农村出现饥荒，饿死人的消息开始在城市中流传。 1960年11月初，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并且在信中说，全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农业遭灾歉收。承认农村工作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在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万名干部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听取了七位中央领导对农村问题所作的报告。张广友将当时的报告，一一记录了下来。

毛泽东对万名干部下乡作了一个批示，成为当时下放干部学习的一个重点内容。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大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族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

张广友:我们现在理解为什么要派我们去呢，他实际上对各级干部，包括那个重灾区的干部都不相信.粮食出现问题，粮食减产，是浮夸风，你们都是讲了假话，那个时期是阶级斗争那个最紧张的时候，所以把一切问题出现，不是从政策，不是从实际去研究它究竟是怎么回事，而是一切都归罪于从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所以因此就是要整风整社，整谁呢，整这些人（基层干部）。

 

 
 

1960年11月，新华社的八十多名干部，赶赴重灾区山东。他们到达的时候，山东省委正在召开全省五级干部大会，学习贯彻紧急指示信。张广友和其他下放的干部一起，参加了这一次会议。

张广友：山东五级干部会完了之后，新华社的下放队伍就随之去到惠民，惠民县当时他讲，那个是两年多的时间，一个全县30万人口，这两年多时间就死掉了，就是叫非正常死亡是三万，就十分之一，这个还不包括我们下去时候正好是1960年的冬天，它到1961年春天正是死亡的高潮。前两年，你不管怎么讲，箱箱柜柜还有点粮食底。到了1960年啊，老百姓吃的东西，已经的确是山穷水尽，弹尽粮绝，一粒粮食也没有。

张广友在惠民地区走访了一些受灾严重的村庄。他自己将这段经历称为“三村调查”。1960年12月，他到达惠民地区的西马庄村，这是他第一次走进大饥荒的灾区。

张广友住进当地一户姓尚的人家里。第二天，张广友首先开始对他们的访问。他一进屋，看见床上躺着一个小孩子。

张广友：我去看看那小孩，结果我一打开一看，一看以后，给我吓一跳。他的小孩已经三岁了，大脑袋，小细脖，两个眼睛几里骨碌的，身上骨瘦如柴，就剩那个肋条骨就像搓衣板似的，那个喘气呼嗒呼嗒，你能看出来，还有气。眼睛还是挺灵活的，都能看着你，不会说话。他妈妈跟我讲，活不多长时间。她说，这没吃的，没办法。这我看了他以后，我就想起来，这农民的孩子饿成这样，我们是靠农民，吃农民饭长大，农民饿死了，农民的家庭的孩子弄成这样，我们自己心里好受吗。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情绪我们很难理解农民受到的伤害，直到现在。

下放干部，应该与当地农民实现“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同商量”。因此，张广友首先向房东提出，他要把自己的粮食交给他们，和他们一起吃饭。

张广友：她说我跟你，你在我这吃，我连做饭的锅都没有，我搁什么给你做饭啊。我说你怎么没锅，她说我们的锅全都被，被砸了，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把我们的锅全都砸了，烧饭的那个铁铲子都弄走了，所以我们现在是，饭碗都没有几个像样的，筷子也没有，弄个树棍。她说我们对付吧，反正没有办法，对付到哪天是哪天，反正没有希望，迟早都死。她说我们村里头，平均起来七八天的时间要死两个，就是我去的那段时间，在随后的调查里，张广友发现，房东的说法并不是危言耸听。这时的西马庄村，已经在饥荒中出现了绝户的现象。那些一家之中最后死去的人，常常很长时间都难以被人发现。几天之后，张广友就加入了和其他村民一起义务埋尸的队伍。

 
在惠民的皂户杨村，张广友再次看到了同样的情形。几经周折，张广友找到了当地的村支书。可是即使是这位村支书，也不清楚，自己的村子到底死了多少人。

张广友：好多人就不相信，特别是没到过那个地方农村人，他说我的东北家乡有人就讲说，怎么能饿死那么多人呢？他说你这个上山栗树，把那，吃那个东西（也能活）。可是华北平原这一带，像山东，河南，特别是鲁西北是黄河下游冲击的平原，而且这一带，当时由于引黄工程，把黄河扒了个口子，去灌溉。大跃进时期，使劲灌，灌完了以后排不出去，太阳一蒸发，这地，平坦地全都一片盐碱，不要说粮食，连草都不长。

张广友从当地老百姓那里了解到，引黄灌溉，这项在大跃进时期兴修的水利工程，是造成整个鲁西北地区大饥荒的重要原因。人们也告诉张广友说，1959、60这两年，原本是当地风调雨顺的好年景。

张广友：我们下放干部，下来的不到一个，嗯不到一个月，就开始陆陆续续浮肿，大概到两个多月的时候，我是得了浮肿病，一直到好长时间，吃的好一些，饱一些，它就好点。

解说：从下放的那一天开始，张广友体会到真正的灾区生活。他经常看到几个孩子争抢一根胡萝卜的情景，也常常看到，有些人在路边倒下后，再也没有办法起来。

每个公社手中的救济粮都十分有限，张广友所在的公社，将大部分粮食和代食品，用于救助浮肿病人。张广友提出，对干瘦的病人，同样应该加以救助。张广友说，见死不救，心里过意不去，但是，救助的结果却给了他沉重的打击。

张广友：就那十几天，我给他（干瘦病人）鸡蛋吃，几乎都大部分东西救济品都给他吃了，他吃的鸡蛋拉的鸡蛋，吃的白面的馒头，拉的都是一团团的白的，吃大米饭，拉的整个是米饭粒，他就是，他肠胃功能已经全失去了吸收了。

除了有限的救济粮，各种代食品是当地人们重要的生存依靠。那些用地瓜面，地瓜蔓，菜叶子做成的代食品，已经是最高级的食物，很难得到。在惠民县，就连榆树皮也早已被扒光了。

1960年的冬天似乎显得更加漫长。当1961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活下来的人们都显得格外的迫不及待。

张广友：我们过去都是盼春天来临，就是总觉得春意洋洋，什么什么开，花香鸟语，总是盼的是这东西，可是我们那时候盼春天，盼的是大地返青，万物复生，他能有吃的。

1961年春天，是救灾的关键时刻。张广友记得，当地的公社，为了改变现状，甚至冒险做出了一些与当时的中央政策相违背的措施。

张广友：把自留地统统给这个农民种，返回，自留地全给他，一个人三分。然后说集市上允许你有粮食可以买卖，第三招就是我们那地方搞了一个，睁眼儿闭眼儿，有的地方它弄不下去以后，农民偷偷搞了包产到户，我们很清楚，与其种上，管它你什么玩艺，就有粮食打，有粮食打的话，就可以吃饱饭。

1961年夏天，可以说叫丰收。老实讲呢，那个老百姓高兴得了不得，因为那个麦子收了以后，那个老百姓上那麦地里打滚去，高兴。

 

三年大饥荒，在20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的灾害史上，都显得极不寻常。但是，饥荒中到底死了多少人，一直存在着争议。根据198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中国统计年鉴》当中公布的，每年度中国户口登记的人口数字，中国在1960年的时候人口总数比上一年减少了一千万。但是国内外的民间学人有一些也认为饥荒当中死亡人数应该在三千万以上。如果真的按照这样一个说法来计算的话，那么，三年大饥荒就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大灾难。

张广友：（当时）六亿人口，三千万是多大的比重啊，而且它不是集中不是分布在全国，它是集中在一个地区啊。在黄淮流域这个平原地区死亡人口是三分之一左右，他不是具体统计数字，我说啊，没有这个统计数字，当时是没，连说饿死人都不能说，谁还敢去统计去啊，社会主义制度，怎么能饿死人呢，所以把这事实的真相都去掩盖。一直到今年，我看有的领导人在讲话还是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有的是讲三年困难时期，我觉得不是严重自然灾害，是大饥荒。

1964年，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指出，造成灾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可是张广友认为，这样的说法，依然不够深刻。

而那七分人祸，张广友认为，从万名干部下乡开始，“人祸”的罪名，一直背在基层干部的身上。

在大饥荒之后，中央的农业政策曾经一度变得宽松，各地纷纷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那时，新华社也曾经要张广友写一篇关于包产到户的文章。

张广友这篇包产到户的文章， 1981年被重新发表，收录在一本名字叫做《包产到户资料选》的文集里。这时候，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开始起步。而那场大饥荒，也已经过去了20年。

1959，1960，1961，三年大饥荒，一段被尘封的灾难，一幕不应该忘记的悲剧。凤凰卫视专题节目
 

摘要：到了非洲才知道，中国人过得还不如非洲人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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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二百年和中国二百年的一个不同点


文：南方河



     美国自1776年建国至1999年共223年，出了42位总统。而中国的同时期对国家实行了有效统治的人物依次是乾隆（晚年）、嘉庆、道光、咸丰、慈禧、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不过八人而已。在美国的42位总统中，有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肯尼迪等世界公认的杰出领袖人物。而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更成为美国人民的骄傲。不仅如此，在美国的历史中，参、众两院的议员至少上万人，他们对国家的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也正是在如此众多的优秀人物的领导之下，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民主体制不仅为有杰出才能的人治理国家提供了机会，有限的任期也使更多的优秀人物参与到对国家的领导的行列。


  1776年美国建国时只有几百万人，而此时的中国人口已远远过亿（到宣统三年，中国人口已超过三亿五千万），到二十世纪末已是十几亿人口的庞大国家。200多年时间里，决定几十亿中国人命运的不过八人而已！

第一财经：对美国的“粮食武器”必须未雨绸缪


2008-04-27 16:38:09  第一财经

   美国“不失时机”地推出所谓生物能源计划，从而进一步持续扩大世界粮食供求矛盾，提升粮食的战略地位，其意图显然不能仅仅从“杯水车薪”的能源替代角度去理解，而应看到其背后更为隐匿的创造新的“粮食武器”的图谋
   
   从2006年以来，全球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并在2008年出现暴涨行情。全球粮价上涨除受全球经济扩张的推动之外，美国推行的生物能源计划是一个重要的作用因素。
  
   2005年，布什总统签署的《能源政策法案》拉开了了玉米行情上涨的序幕；2007年签署的《能源独立与安全法案》，进一步扩大了对玉米的工业需求，推高了玉米价格，并连锁性地推动农产品（爱股,行情,资讯）价格全面上涨。
  
   由于农业是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美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对全球农产品贸易具有主导和调控的能力，因此，对美国推行生物能源计划的意图，不能仅仅从美国自身能源安全的角度理解，而应更多地从美国农业政策和粮食战略的角度进行考察。
  
   生物能源计划对于增加美国能源安全的作用有限
  
   美国政府宣称，推出生物能源计划是为了降低美国对石油的依赖，增强美国的能源安全，但实际上，生物能源计划对于增强美国能源安全的作用非常有限。
  
    美国能源部在3月发布的《2008年度能源展望》中指出，到2030年，生物燃料计划中产自玉米的乙醇为150亿加仑。但这150亿加仑乙醇到 2030年仅能满足5.6%的汽车燃料需求。美国能源部的数据同时显示，生物燃料计划对于降低美国的海外能源依赖也是力量微薄：2030年，美国液态油进口占消费量的54%，较2006年的60%仅下降6%，降幅非常有限。
  
   换个角度，生产150亿加仑乙醇需要多少玉米呢？按每蒲式耳玉米生产2.7加仑乙醇的转换率计算，150亿加仑乙醇需要消耗56亿蒲式耳玉米，这是 2006/2007年度美国用于生产乙醇的玉米量的2.7倍，占 2006/2007年度美国玉米总产量的50%。由于美国生产的玉米一半以上用于饲料业，因此，生物能源计划预示美国将面临巨大的玉米供需缺口。
  
   那么，玉米的供需缺口可不可以通过提高玉米产量得到弥补呢？
  
   首先，提高玉米单产因受科技水平制约，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较小。其次，不论是扩大玉米播种面积还是从玉米大豆轮作制变为玉米连作制，都将导致大豆等作物减产、价格上涨，而由于玉米比大豆的种植成本高，因此，农民对于用玉米来替代大豆的方案积极性并不高。也就是说，短期内玉米产量不大可能大幅增加。
  
   而产量的提高赶不上需求的增长，将导致玉米库存和库存使用比快速下降。美国农业部预计，玉米库存将从2006/2007年度的20亿蒲式耳下降到 2007/2008年度的13亿蒲式耳，库存使用比将从2006/2007年度的11.6%下降到2007/2008年度的11.1%和 2008/2009年度的9.5%。
  
   在库存下降、大幅增产无望的条件下，生物能源计划预示美国玉米的出口必将减少，而美国玉米出口占世界玉米总出口约70%，这意味着国际市场玉米价格的上涨将持续。美国农业部预计，玉米的出口价格将从2005/2006年度的2美元/蒲式耳上涨到2006/2007年度的3.04美元/蒲式耳和 2007/2008年度的3.75~4.25美元/蒲式耳。
  
   玉米在农业生产中具有特殊地位：它一方面与其他主要粮食作物具有很强的价格相关性，另一方面，它又是重要的饲料，它的价格上涨将连锁导致肉、蛋、奶等食品价格上涨。因此玉米价格的上涨将导致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
  
   由上可知，生物能源计划对于降低美国对海外能源的依赖作用有限，但对农产品价格却将形成长期的支撑。
  
   粮价上涨给美国带来诸多利益
  
   美国作为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国，目前这一轮农产品价格上涨为美国带来了诸多利益。
  
   首先，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美国农产品出口额迅猛增长。美国农业部预测，2008财年，美国农产品出口将达到创纪录的1010亿美元，较2006和 2007 财年分别增长47%和23%。而农产品价格的暴涨促使一些粮食出口国相继限制本国粮食出口，将进一步增加世界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

   其次，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推动农业收入大幅增长。美国农业部预计，2007年，农作物收入将达到创纪录的1335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近10%。这是自1980年以来的最高同比增速。其中，收入增长的2/3来自玉米收入的增长，1/3来自小麦和大豆收入的增长。
  
   第三，农产品价格上涨减少了政府补贴支出。2007年，价格依赖型的政府支出预计为24亿美元，较2006年下降了60亿美元，较2005年下降了110亿美元。政府总转移支付因而下调为124亿美元，这是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生物能源计划促使美国农业政策目标全面实现
  
   玉米等农产品价格的全面上涨，促使美国农业收入提高、农产品出口增长，而这正是从罗斯福政府以来历届美国政府所追求的农业政策基本目标。
  
   美国农业政策起始于罗斯福新政时期。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农业生产过剩矛盾的持续累积导致农业危机爆发，促使罗斯福将救助农业、缓解农产品过剩的矛盾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后，经过历届政府的完善，以支持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出口、缓解农产品过剩矛盾为目标的联邦农业政策体系到20世纪70年代已逐步形成。
  
   伴随国际农产品市场在90年代中期走强，农产品价格上扬，美国农产品出口额在1996年扩大到598亿美元的历史高点，粮食出口占世界总出口额的比重上升到38%，农户家庭收入从1996年开始超过全美平均家庭收入。
  
   在农业政策的有力支持下，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粮食产量约占世界粮食产量的20%，出口约占世界粮食出口的40%，其中，小麦出口约占世界市场的30%，大豆约占40%，玉米约占70%。
  
    到布什政府时期，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持续推进、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之前历届政府所采取的控制粮食供给的措施不再适宜。在这种情况下，布什政府推出的生物能源计划恰逢其时，它不再从供给面着手，而是主动创造出对粮食的有效需求，既支撑了粮食价格、提高了农业收入、化解了粮食生产过剩的矛盾，全方位地实现了农业政策的基本目标，同时还减轻了财政负担，可谓一举多得。
  
   揭开美国“粮食武器”面纱
  
   实际上，由于农业生产满足的是人类基本的生存需要，同时农业又是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基础，因此，农业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这一点从世贸组织谈判中可以管窥：乌拉圭回合谈判就是因为美国和欧盟在农业问题上的分歧而被一拖再拖；中国加入WTO，签订的第一个协议就是《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在WTO启动前，美国提出，农产品贸易分歧不解决，就不能与中国进入实质性的谈判。美国政府对农业的战略地位始终头脑清醒。
  
   其实，早在二战之后，随着美国在世界粮食市场上的主导地位逐步确立，“粮食武器”就开始成为美国达到政治诉求、遏制战略对手的重要手段，其中，屡次被使用的粮食禁运就是一个典型。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国际上一共发生了10次粮食禁运，其中由美国发起的占8次。
  
   伴随贸易自由化的推进，“粮食禁运”的威力大不如前。但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和出口国，掌控着全球农产品贸易的主导权，这一客观条件决定了美国的“粮食武器”随时可能以新的面目出现。
  
   当前，在石油能源被日益激烈地争夺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欧佩克通过控制产量挥舞起了“石油武器”，那么，在国际经济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推进、全球人口的膳食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等诸多因素导致世界粮食需求迅猛增长的大趋势下，美国“不失时机”地推出所谓生物能源计划，从而进一步持续扩大世界粮食供求矛盾，提升粮食的战略地位，其意图显然不能仅仅从“杯水车薪”的能源替代角度去理解，而应看到其背后更为隐匿的创造新的“粮食武器”的图谋。
  
    综上所述，美国以增强能源安全的名义所祭出的生物能源大旗，对解决美国能源问题的作用微不足道；其更深远的意图是借全球粮食供求矛盾持续加大之势，通过政府的筹划和引导，主动创造出对粮食的有效需求，推升粮食价格，在全方位实现其农业政策目标的同时，创造出新的“粮食武器”，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其在国际粮食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扩张其世界霸权。对于美国这一新形式的“粮食武器”，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未雨绸缪。
  
   (作者马欣原为经济学博士，工作单位：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摘要：2007年中国政府收入超10万亿元　查看全文

摘要：张广友 《抹不掉的记忆》　查看全文

回忆要炸喜马拉雅山的牟其中

2007年12月17日09:22 　 中国企业家

他，一会儿说把中国的积压产品拿去换俄罗斯大飞机，一会儿又把卫星搞到天上去。眉头一皱就要往陕北投50个亿，顺嘴一说又憋着把喜马拉雅山炸个大口子让暖风带来雨水造福中华各族人民。造的势大时，牟先生被评为中国第四大富豪。很快，又因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案锒铛入狱。

牟其中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很具有标本意义。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能够迸发出的光芒，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光芒

从198|9 年到现在，我认识老牟已经十六年了。牟其中给我的印象，其实全都是一些故事；我了解的他和他给我讲的经营哲学，实际上也全都是一些故事。他很少讲经营理念，他就讲故事；这些故事很重要，会给你很多基本智慧和对人情世故方面的知识。所以，中国最早的MBA应该是牟其中所讲的这些故事，它们都是活教材。

文/冯仑(原为牟其中手下，现为房地产老板  )

擦肩而过

我在体改所的时候就经常听说老牟如何了得，有印象，但一直没见过。198|9年以后我在海南碰到南德在海南的一个代表，这个人是帮助牟其中做成飞机生意的汪兆京，他跟我说了一些牟其中的事。198|9年9月，汪兆京说你现在没事儿做，也没工资，可以去牟其中那儿折腾。我就这么去了南德。

第一次正式见老牟是在他的办公室。军博大院里比较奇怪的一栋楼，老牟占了地下室和地面一层共两层的空间。他办公室旁边有个会客的地方，两排沙发，一个破茶几。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子特别高，手里总是拿个大茶缸——后来他也一直是这个形象。他把茶缸往茶几上一放，开说的事情就是天下、国家、改革、命运之类。 198|9年以后，牟其中需要澄清他和“**”的关系，我帮他把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叫《牢牢记住党和国家的利益》，后来《人民日报》等报纸转载了。这为他树立起一种正面的形象。

自此，老牟开始重用我，而我也慢慢表现出在表达和组织能力方面比他原来的草莽班子要优秀得多。我主要负责外部联络与形象经营，作为第一任主编办了一份小报《南德视界》（牟其中原先设想的是“世界”，我改成“视界”），报头是牟其中写的，发刊词是“造就一代儒商”。他的文章纵横捭阖，很有气势。后来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有民营企业都爱编小报。之后我做了总办公室主任兼西北办主任，介绍很多人过去，南德有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是我引进的，万通最初的创始人里有四个人在南德干过。

更有意思的是我离开时以及离开之后与老牟在内心的较量，这纯粹是一种男人和男人之间的较量。当时我和功权觉得南德不是我们的事业，和老牟也存在太大的年龄差异，所以我们几个经常商讨未来的路怎么走。我们想了一条路：人在牟其中那儿，私下里做些生意，慢慢培养起经济条件后再一起出来。所以我们一边在门头沟（南德员工宿舍盖在那儿）物色了个店面想开餐馆，一边又想办一个实体，起名万通代理事务所，没有启动资金就注册成事业法人，帮别人出书。但都没办成，里外都不满意，后来就放弃了。我们又想对老牟实行规范化改造，仔细研究了张学良，准备集体“兵谏”老牟，让他只做董事长，我们来管理公司事务，把南德做成中国最好的企业。可是，想到老牟五十多岁了在香山吃饭时还会为了一个凳子一拳把人家的嘴打得缝了五针，在街头看见别人打架他就兴奋地喊“打啊！打啊”，联想老牟流氓无产阶级的习气和土匪的劲头，我们认为“兵谏”只能更糟。

结果只能选择自己走，从头折腾起。柯云路写了一本书，其中提到的那个谢老板，当时在北京，希望我给他干。于是我和老谢手下两个人一起去海南。老牟知道后非常恼火，因为我一不要钱二连招呼都不打，说明内心极其自信，且不把他当回事。我是南德历史上第一个炒老板的人。他曾经对我有评价：没有缺点的人是最可怕的。没缺点的具体表现就是从来不占便宜，每次活动别人不交钱我交。牟其中常说，有缺点的人好用，容易控制；没缺点的人可怕，因为他有巨大的欲望和意志力。其实我们之间有一种英雄主义是可以沟通的，但我的出走对他心理上是个巨大的挫折。

我在海南待了一个月之后，他办事也正好要去海南，王功权他们给我透了个信儿，所以我就到机场接他，想给他一个解释，他不理我。一两个星期之后我回北京办事，南德搬到永定路，我又去找他，还试图沟通。他依然不改口，就是不见。我就回来了，放出话说：“活着就不要见了。”到他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就让下面的人找我合作，功权他们也劝我见见，但我坚决不见。然而感情上是有瓜葛的，我们内部“MBA教材”全是老牟的案例。

我和老牟有两次奇迹邂逅。一次我们全家去三峡，登机的时候，他站我前面，一回头，太近了，没法弄啊。我就叫了声“牟总”，他“哦哦哦”，问我是不是去重庆，我说去三峡，他又“哦哦哦”一阵。飞机上他坐在我后面两三排的地方，下飞机我没打招呼就先走了。第二次是在华盛顿的中餐馆，我坐着吃饭，呼啦啦进来一群人，一看正是老牟，远远瞪着我，我没站起来，看了他一眼，继续吃我的饭。

后来他就出了状况。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 “我是牟其中，我没出事。给我拿些钱，回头我还给你。”事后我分析肯定是公安给了他我的电话号码，因为他需要请律师。过了一段时间，他在武汉监狱里手写了一封信托人带来，大概说了一下案子的情况，还是希望我给钱，准备继续请律师。我跟功权商量了一下，做了几个决定：第一，在二审判决之前不便介入，也不便给予任何资金上的支持，因为会形成和政府的直接对抗，法律关系不清楚，不知道这笔钱算什么性质；第二，如果二审判完了，服刑的话我们会去看望；第三，牟其中劳改出来了，生活上所有的事归我冯仑管，我负责养老送终。对我个人来说，无非多了一个爹，原则上我爹多少他多少，对朋友也是个安慰，他岁数和我父亲差不多。

今年可能会和王石一起去武汉，看看他。这将违背我“活着不见面”的赌气誓言，但时过境迁，心境不一样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

牟其中是被社会长期压在底层的一个角色，其悲剧性在于要用冲撞体制的办法不断证明自己的强大，要翻身。牟其中是第一代贸易类民营企业中做得最成功的，单笔金额几个亿，没人做得过他。实际上，倒飞机这件事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下私人资本创造的最了不起的商业奇迹。至于他的商业伦理、公司内部组织，都和他的出身、经历以及社会制度的变革有关。这样来说比较公允，不能笼统地把他说成是个江湖骗子或者坏人。

第一代民营企业江湖豪侠、英雄气节、政治情结非常浓烈。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做承兑汇票做得最大的是海南南方信托的老板朱邦义，他也是四川人；老牟在北边控制信用社。他们都是社会底层混上来的，互相不买账，光约会见面这件事，我作为总办主任都衔接不好。老牟要在北京见，那边说在南方见，这就是民间江湖较劲的方式，因为涉及江湖地位的问题。

做飞机时，有一伙人想“兵变”，计划把所有相关文件拿走自己做，老牟连夜把那些人抓起来捆在地下室里。所以我们当初的判断是对的，如果我们“兵谏”，估计也被捆起来了。

老牟不论开大会开小会，从来没人主持。讲台上放一张小方桌，他拿个大茶缸子坐下，讲完就散会。不听大家说什么，他讲过瘾了就行。

老牟早上坚持在玉渊潭冬泳，且博览群书，我们离开南德前，有一次他过生日，我和功权还凑钱买了一套《资治通鉴》送给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政治情结、江湖大哥、民间智慧、合理的商业想象力，以及我们有限的体制空间，塑造出牟其中这样一个形象。现在没有此类人物了。生存就是在每个阶段改变自己适应环境，不断改变行为方式；而以原有方式一直往下做，环境改变人不变，会死得很快。

牟其中在商业上有过巨大的成功，但最终还是身陷牢狱，没能成功到底。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发现，他的商业逻辑（发卫星、运作航母、炸喜马拉雅山等）并不是都不成立，但是这个逻辑跟社会制度的变化节奏不够吻合，和体制变革的逻辑是冲突的。

最早的一代民营企业当中，牟其中是最有创造力、想象力的。但由于他的创造力、想象力跟体制环境脱节、对立的太多，所以大部分都成功不了。这种命运使他成为 “过去的一代”。也许，再等上十年、二十年，他就会有机会成功了。任志强当年曾被错关了一年，要是再往前、毛主席那时候，可能就给枪毙了，哪会有今天的风光和业绩！所以商业上的成功还要和制度环境相适应。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我们的任何商业计划都有一个跟体制环境的配合问题，如果不能配合，你的结局就是牟其中第二。

每个人做事情总得有道德感，而牟其中给我最大的震撼是一个人可以没有道德感。老牟不是凡人，通常认为不能做的事，他做起来毫无心理障碍，这也许就是他强大的地方……作为一个企业，到底道德的底线应该在哪里？在创办万通时，我和功权常常拿老牟的例子做反面教材。我们认为，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道德力量，否则无法凝聚人心、把事业推向成功。

我也是被盖上时代印戳的人，在我自己眼里，我现在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生活习气，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享受。我也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牟其中有很强烈的政治情结。他今年快七十了，他这一代人有政治情结是很正常的。

老牟在“文革”的时候曾写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探讨中国的命运；开始做生意之后，又不停地研究社会经济变革。应该说这些都是非常合情合理、而且非常有趣的做法，是一种好的、值得肯定的品质。但为什么他这种政治情结会失败呢？我认为，他的政治情结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错位。既然是一种政治情结，也必定有它的逻辑，不能错位，错位就会闹笑话，甚至招致灭顶之灾。比如邓小平生日那天，老牟在家里召集了一帮人来祝寿，我不知道这种做法在西方会怎么样，反正在中国，人们就觉得很怪——给邓小平做寿，是党内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活，也是极少数人的特权与恩荣。你一个劳改释放犯、小商人在家里大操大办、给邓小平做寿，纯粹为党添堵啊！

他特爱操心的事情就是中美关系、中俄关系，这些事情也不是你企业家该操心的；如果一个老板没事去管中美关系，管台湾问题，那也属于错位了。他这种错位不单是错，还叫人恶心，这就好比一个乡下的小伙子牵一头*到城里来追一个女孩子，他的确有诚意，他对姑娘说“我爱你，我把我所有的生命和财产都献给你”，他要献出的就是那一头*。他是真诚的，他一点儿都没错，他也没骗那位姑娘，他真是献爱心来了，而且他可能对她负责，为她赴汤蹈火，但是城里的那位姑娘只会觉得恶心，恨不得一脚把他连*一起踢得远远的。这就是错位，也可以说是错爱。

我认为牟其中的政治情结本身不应该说有错，但是表达的时间、地点、方式和对象是有严重的问题，于是就错位了。有一首歌叫作《一生爱错放你的手》，这个歌词有两种解释：一生爱、错放你的手，就是悔不当初，不该让你走，为爱负疚；再就是一生爱错、放你的手；后悔爱你，打发你走。老牟这个事儿就叫一生爱错，被人早早掸开了他的手。我觉得一个企业有社会责任感、关心一下社会上的事情是无可厚非的，有一些情结随着年龄、历史沉淀下来，也都能理解，但是你表达的方式、时间、对象一定要对。表达得不对，真诚的事情就变成一个恶心的事，最后被推开、撵出局。

（但）牟其中在品质上有超强的毅力。当时已经五六十岁的人了，他每年冬天都坚持冬泳，非常有毅力。他的毅力也表现在他的政治情结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上。在面对危机时，他从来都是赌在领导批示上，赌在政治翻案上，赌在政治领导人的身上，因为他两次坐牢出来，都跟大背景的改变和批示以及政治翻案有关。所以他一遇到事，就往这方面想，从来不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真错了。实际上这一代人都有这个特点……由于他们有超强的毅力，这种政治情结表现出来的非理性和非商业的行为就特别刺眼。

我和牟其中曾经一起去陕北，开的是一辆价值4万块钱的漏风的破车，总共开了两千多公里。其中有一天早上，大概五六点钟，天麻麻亮的时候，我们停在了文水县云周西村当初刘胡兰家的边上。我们当时饿极了，就咣咣咣砸老乡的门，让人弄了些刀削面，加上盐啊醋啊之类的调料端上来。当时饭桌边上还睡着人。我们都嫌脏，吃不下去，老牟却吃得倍儿香。这顿饭大概花了我们十几块钱。上车以后，我们都觉得勉强饱了，老牟就说，“你们不懂什么是饥饿。坐牢时最大的煎熬是饥饿，不是疼痛。一进去先饿你个五天，啥都招了。”他教育我们要懂得忍耐。他饥饿过、忍耐过，所以他说他现在吃什么都特香。

牟其中作为普通人来说，他也有很人性的一面，就是侍奉母亲非常孝顺。在我离开他之前一段时间，他母亲病了，住在309医院里。我跟他去看过他母亲几次，就我们俩，他在他母亲身边，表达的情感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当年他坐牢的时候，他母亲在崎岖的山路上迈着小脚给他送饭，所以他一直对他母亲特别感恩，当他母亲去世时也非常难受。开追悼会前一天，他信手写了一个对联，让我贴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对联最早是曾国藩写给母亲的，上联是“一饭尚铭恩，况曾保抱提携，只少怀胎十月”；下联是“千金难报德，即论人情物理，也当泣血三年”。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早上，我陪他到太平间去，这是我今生特别难忘的一件事……那一次，我第一次看见老牟哭。

牟其中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很具有标本意义。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能够迸发出的光芒，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光芒。所以，我觉得解读和了解牟其中，最重要的是应该明白一个企业家的命运不是孤立的，一定要在一个时代的背景下才能发光。你所能做的事业一定取决于制度空间的大小，你个人的品质再好，能力再强，都不重要，只有跟制度空间相容，你才能够很好地成长。

《时代》：追逐日本梦的中国人

 

迫切需要学日文。他成长于中国肮脏的东北城市沈阳，最大的爱好是打游戏。但要指挥屏幕上的动作就需要懂得日语指令。即使在今天，日本对沈阳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残暴战时占领仍然令中国人愤怒，但这和掌握他喜爱的游戏无关。电脑和语言的技能如今都获得回报，27岁的吴彤彤在东京担任软件顾问，属于高技能型中国劳动力流中的一员。这股潮流如今正在改变日本。吴彤彤悄悄指出他在海外的薪水远远超过在国内工作的朋友，“成功可以发生在许多地方。我可以在日本实现一个现代中国梦。”

　　数个世纪以来，东亚两大国轮流称霸，此消彼长。不久前，中国和日本陷于政治冰冻，似乎无法克服六十多年前灾难性战争的遗留问题。然而，如今两国都是经济巨人，而且它们的未来息息相关。如今仅在上海就生活着两万日本人。而另一端的洪流更为惊人：如今五十多万合法中国移民组成日本最近最庞大的移民团体，而且他们不仅仅耍厨艺或在便利店守夜。超过八万中国学生在日本大学学习，占总留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二。毕业以后，他们进入日本劳动力市场，涌进IT和生物科技等利润丰厚的领域。

　　中国白领工人的流入迫使日本重新思考其真正的民族特性。传统上，这个岛国一直是内向型而且仇外的。然而，如今日本需要面对数十年出生率下降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知道自己如果要维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必须引进劳动力。因此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洪流挑战日本重新评估自己对外国人的态度——特别是对那些来自一度被视为共='产=主=义死水但如今对日本经济前途至关重要的国家的人们。2004年，两国贸易达2050亿美元，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新的中国移民阶层凭借语言技能和跨国学位，准备从新东亚现实中获利。出生于杭州的张丽玲（音译， Zhang Liling）表示，“像我们这样的人正在建设一座桥梁。”她在日本生活了18年，经营一家致力于中文节目的电视公司。她表示，“我们可以发展良好的个人关系，因此政治的分歧将不是定义日中局势的唯一事情。”

　　最近到日本的中国人在中国大城市长大，那里的摩天大楼和网吧跟东京的没什么两样。这些中国人不是到日本寻找政==治或经济庇护。25岁的乐一平（音译， Le Yiping）在东京大学学习，她表示计划毕业后回中国，因为中国的商业机遇很好，不过她承认那些曾经发出类似誓言的中国朋友后来还是留在日本。然而，她有改变祖国负面名声的任务。“在日本人印象中，中国仍然很穷。但情况其实不是那样。”

　　这种认知差距可能是加强区域关系的唯一最大障碍。日本社会对外国人仍然持怀疑态度。2005年和2006年的政府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的日本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这个比例是二十多年来最高。吴彤彤回忆道，当初走路去上班（他做五份兼职以帮补研究生学费），15分钟内被警察拦住三次，要求看他的外侨登记卡。在当看门人的工作中，日本老板把中国工人叫到一边，警告他们不要在清洁办公室的时候偷东西，而日本员工从来不会受到这些警告。（原标题：追逐日本梦；作者：Hannah Beech  吴彤彤（音译，Wu Tongtong））

蒂滕:日导弹拦截试验中国是潜在目标ZZ

不但能拦截向日本发射的导弹，在理论上，由于是海基拦截，配备该拦截导弹的日本驱逐舰也可以在台湾海域附近驻扎，并拦截向台湾发射的导弹。”

日本时间18日早晨，美军在夏威夷考艾岛上发射了用作目标的中距离弹道导弹。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宇宙盾驱逐舰在数百公里远的海上发射了一枚标准三型拦截导弹，在高度达170公里的大气圈外将目标成功击落。德国之声记者就此采访了德国的日本问题专家蒂滕博士。

 

据报道，被击落的靶弹是模拟朝鲜拥有的“劳动型”导弹。美日官方也表示，日本装备该拦截导弹旨在防御来自朝鲜的可能性攻击。但许多专家认为，朝鲜发动这种攻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的东亚安全事务专家蒂藤博士说：“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考虑到朝鲜的军事技术水平，朝鲜向日本发射导弹的可能性很小。由于长期的能源紧缺，以及无法从中国和俄罗斯进口先进的军事技术，朝鲜的军事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蒂藤博士说，如果朝鲜果真向日本发动攻击，那么，日本及其盟友美国的回击将足以彻底摧毁朝鲜政权下的各种军事目标。但由于这种可能性极小，日美本次联合试射拦截导弹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信号，“我们可以推测，朝鲜并不是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唯一的目标。如果该拦截导弹在今后的实际运用中也能像本次试射一样取得成功，那么，这将成为一个十分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届时不但能够防御来自朝鲜的导弹，也能防御来自中国的攻击。而且，不但能拦截向日本发射的导弹，在理论上，由于是海基拦截，配备该拦截导弹的日本驱逐舰也可以在台湾海域附近驻扎，并拦截向台湾发射的导弹。”

 

蒂藤博士说，如果台海爆发战争，美国出于对台湾的安全保卫承诺将有义务加以干涉。而日本是美国的军事盟国，台湾海峡又处在日本的所谓“利益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将有可能提供拦截导弹舰只作为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参与作战。而这正是中国强烈反对的。

 

日美联合导弹防御体系一向是引发中日关系摩擦的重要原因。目前，这一部分导弹防御体系如何构建、如何运作还未确定。而海基导弹拦截试验的成功，证实这一体系确实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并在不断完善之中。如果中日、中美关系恶化，这一防御系统将成为冲突的主要内容之一。蒂藤博士说：“但目前中日关系从根本上讲相对良好。现在我们要等待观察，中日间新的友好关系是否足够牢固，足以使双方通过政治层面的对话解决争议，以及最关键的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如果三方关系真的出现恶化，那么，到时候冲突的内容就不单是导弹防御体系，而是一系列政治问题。”蒂藤博士说，因此，中日间必须保持良好的关系，而这也是目前两国政府的意愿。